中國文化政策30年
2014年12月26日

——三大階段與未來重點
 
毛少瑩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觀念革命和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國不但進行了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快速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也不斷推進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改革與開放,融入“文化全球化”的大潮。與此同時,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文化需求快速增長,文化市場迅速形成,文化產業迅猛發展。這樣的發展態勢,對當代中國的文化政策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嚴峻的挑戰,引發了文化政策的全面轉型與重構。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文化政策發展歷程的梳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反思、把握我國未來文化發展的方向,以更加適當、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動我國文化的繁榮發展。

  如前所述,所謂文化政策,即社會公共權威在特定情境中,為達到一定的文化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或行動準則。其作用是規范和指導有關機構、團體或個人的行動,其表達形式包括法律法規、行動規定或命令、國家領導人口頭或書面的指示,政府大型規劃、具體行動計劃及相關策略等。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中國共產黨歷屆代表大會的報告和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文化的部分,集中體現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文化價值理念和文化主張、文化意志,無疑是我國文化政策最權威的組成部分。從公共政策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講話,尤其是其精神實質,往往確定了文化政策的根本價值取向和發展方向,具有“元政策”的意義,也就是“關于政策的政策”。而中央政府(國務院)、有關文化的各部委、各省市等頒發的文件,則是一些基本政策或具體政策。

  新中國建立后,由于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政治主導社會秩序,我國文化的政治教化功能長時間被過分強調,而文化的審美、娛樂等功能則往往服從于政治需求而被輕視甚至忽略,總的來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藝術)等領域的分化程度很低,長期形成的是政治、經濟、文化“領域合一”的狀況。雖然我國也一直制定有關于文化建設的專門的方針、政策,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但是,文化政策的原則主要是延續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圍繞“兩為方針”——即“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注重文化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在極左年代,文化藝術事業甚至幾乎完全淪為政治的工具,服務于意識形態思想管控的需要,喪失了文化藝術娛樂大眾、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本體” 功能。改革開放后,整個中國社會發生了從所謂的“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的轉型過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三大領域從原來與政治為中心的統合為一個整體,發展成為相互拉開,成為相對分離的三大獨立領域,從政策研究的角度看,90年代的“文化戰略熱”成為文化領域被“獨立”出來的重要標志,文化領域的相對獨立,文化發展戰略、規劃等總體文化政策的制定,是我國文化現代化發展的起步;而隨后的“文化產業熱”、“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則將文化、文化政策推入文化經濟化、文化福利化的另外兩個新的發展階段。對上述過程的梳理,也為我國下一步的文化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啟示。
 
  第一節  市場經濟與“領域分離”——文化領域的獨立與文化發展戰略的興起
  本節回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央層面文化政策的幾次大的調整,從中大體可見,經歷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到1990年代的“文化發展戰略熱”,我國的文化領域逐漸從與政治領域“合一”的狀況走向相對獨立,其直接結果,是催生了遍及全國的“文化發展戰略熱”,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文化發展戰略、規劃等的制定和出臺,作為總體文化政策,標志著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邁出了全新的一步。

  一、 文化領域從政治領域的相對分離
  “領域分離”相對于“領域合一”而言的。這是著名學者王南湜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所謂“領域合一”,即政治、經濟、文化三大活動領域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以政治為中心融為一體。[1]王南湜的研究表明,在非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生產“社會秩序”的需要,政治活動成為所有社會活動的基準。對于文化活動來說“由于政治活動獨立擔負起了社會秩序生產的職能,精神文化活動的意識形態化達到了一個其他社會所無法比擬的高度。精神文化活動的意識形態化的基本方式是按照政治活動的利益來決定文化活動的方向,將文化活動自覺地納入協助政治活動生產社會秩序的軌道上,以文化活動所獨有的影響人們精神狀態的力量來支持政治活動,甚至使其成為政治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2]這個論斷無疑是精辟的,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總的文化政策方針,文化工作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眾所周知,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高度合一,文化未能實現相對“獨立”的發展。

  改革開放逐步改變著這一狀況。1978年以來,隨著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我國日益展開和深入,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建立和完善,我國開始意識形態領域的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全面進入了一個影響深遠的社會轉型期。就文化領域來看,貫穿整個80年代的“文化批判”的大旗,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為主題,批判個人迷信,批判文化專制主義,把顛倒的價值世界再顛倒回來,恢復文化的本來意義,恢復文化之于社會生活的獨立于政治和經濟的特殊價值,“恢復文化政策秩序和文化政策權威,重建文化政策價值體系,成為歷史和人民的必然要求。” [3]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我國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轉變,這既是經濟政策的調整,也為文化政策的轉型開辟了廣闊的空間。1979年10月,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全國文代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大會致祝辭,黨的文化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不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號”,“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帶,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4]周揚在會上做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他以艱巨的戰斗歷程為題,概述了建國30年來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他指出主要是要正確處理3個關系問題:一個是文藝和政治的關系,其中包括黨如何領導文藝工作的問題;一個是文藝和人民生活的關系,表現在藝術實踐上,也就是文藝創作上的現實主義問題;一個是文藝上繼承傳統和革新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貫徹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的問題。1980年,中共中央發出《認真學習貫徹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精神的通知》。這次“文代會”,還藝術民主與自由與作家、藝術家,總結建國30年來文藝戰線的經驗,明確新的歷史時期文藝工作的任務,為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復興創造積極的政治和社會條件,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相對“分離”標志之一,現代性展開的標志這一。無疑,這也是我國當代文化政策史上的一個轉折點。[5]

  對傳統“極左”文化政策的“解構”之后,面臨著新文化政策的“建構”。這是一個艱難曲折,至今尚在進行之中的過程。1980年,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務》講話中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雙百’方針,是完全一致的”,“為了實現安定團結,宣傳、教育、理論、文藝部門的同志們,要從各方面來共同努力。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宣傳黨的領導、黨和人民群眾團結一致的威力,宣傳社會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就和無限前途,宣傳為社會主義中國前途而奮斗是當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榮譽。”[6]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提出在思想文化領域,特別是文藝領域,“對鼓吹錯誤思潮的作品進行實事求是的批評”。同年,中宣部主持召開了“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對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和作品進行批判。

  1983年10月,鄧小平發表題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的講話,針對當時文化界出現的一些混亂現象,指出“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的任務。不僅理論界文藝界,還有教育、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群眾文化和群眾思想政治工作等各個方面,都有類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整個思想戰線的工作都需要加強。……在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后,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的傾向。”[7]對理論文藝界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言論和作品進行了批評。隨后,1986年12月,鄧小平再次發表了題為《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指出要繼續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反對照搬西方民主,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全國上下開展了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1989年“六四風波”,正是這次思想政治文化領域斗爭激化的結果。

  從文化政策研究的角度來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既是文化與意識形態復雜關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新呈現,也涉及如何面對隨著開放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化、港臺文化的影響,以及怎樣重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價值觀等等復雜問題。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復雜,國內“六四風波”,國外,1990年前后,包括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在內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發生劇變,政黨更替,制度變遷,冷戰結束,舊的兩極格局已經終結,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中,世界多極化在加速發展,出現了新舊格局交替的局面。[8]面對國內國際的復雜局勢,國內思想理論領域的活躍氣氛受到一定影響。而在政治與文化的交織中,在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如何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不斷探索創新,發揮民族的文化創造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對豐富多彩文化生活的需求,探索“中國式的文化現代化道路”,成為文化政策制定者和文化工作者面臨的問題。怎樣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下,重建中國的文化價值認同,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更是需要學術理論界和實務界面前的重大時代課題。中國文化政策進入一個全面的探索和調整期。

  二、文化領域的獨立與“文化發展戰略熱”的興起——中國公共文化政策的起步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化發展戰略熱,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領域分離”,文化領域獨立發展的必然結果。[9]1986年9月,中共中央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關系到社會主義的興衰成敗。要把培養“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提高整個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作為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的根本任務。“決議”的頒布,顯示了執政黨進行文化價值重建的努力,也為未來我國的文化政策確定了“基調”。全國文化建設掀起一輪高潮,在政府實務界的表現之一,就是文化戰略意識的覺醒。

  1986年,上海率先全國召開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提出了關于文化發展戰略的種種思考,首開國內文化發展戰略研究和制定的先河。上海是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自近代以來就一直是中國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積淀.作為近代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窗口,產生于上海的海派文化在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為中國第一大都市,上海也一直是中國城市的“老大哥”。改革開放后,上海的經濟、社會文化各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擺脫極左思想的束縛,文化領域的發展獲得了較早的關注。1985年,國務院批準了《上海經濟發展戰略》和《上海城市總體規劃》,制定促進文化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文化發展戰略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文化發展戰略的制定的契機。經過一年多的大規模調研,1986年,上海率先全國召開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來自北京和上海的200位專家學者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參加了會議?;嵋槲瞥鞘形幕⒄褂肷緇嶂饕寰裎拿鶻ㄉ璧墓叵?,上海文化發展戰略與上海城市總體發展戰略的關系等問題展開討論。在歷時一年多的調研基礎上,中共上海市委形成了《關于制定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建議》,大小研究報告120萬字結集成書出版;不少文化發展規劃先后推出。如上海市出版局推出“七五規劃”及90年代工作目標;上海電視臺提出建設現代化電視中心的設想等。市委、市政府提出了《關于制定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建議》。上海宣傳文化系統結合各自的事業發展目標,提出了各種中、長期規劃。[10]80年代中期推出的這些文化發展戰略,雖然說只是上海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發展的第一階段,更多地著眼于城市內部較傳統的狹義文化概念,文化市場、國際視野等都不在考慮之列,表現出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率先全國召開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反映了上海作為“老大哥”城市的先見卓識,推動了上海的城市文化發展,也帶動了深圳等城市文化發展戰略意識的覺醒。之后,廣州、深圳等發達城市也先后提出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1986年4月,廣州召開了“廣州文化發展戰略第一次大型研討會”,(此后,又陸續召開了六次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關于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得到逐步深化。深圳則是在上海和廣州的帶動下于1994年第一次提出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并以多種形式開展研討,于2005年正式提出了《文化立市戰略》。[11]

  1991年7月,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發表講話提出“要通過社會主義適度的自我完善的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以適應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標準,
就“左”與“右”的問題,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以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等爭論的焦點問題,給出了明確的判斷標準,并指出了“計劃與市場兼容”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理論。“南巡講話”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思想理論界的困惑,推動改革開放走向新的歷史階段。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其主要內容來說,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貫倡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對于經濟、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對于物質文明而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武裝全黨,教育全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重在建設,繁榮學術和文藝。建立立足于中國現實、繼承歷史優秀文化傳統、吸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2]十五大報告,延續了《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精神,拿出大量篇幅,專門論述文化建設,為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作了“定調”——既要開放改革,又要堅持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既要繼承和發揚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又要吸納外國優秀文化,走中國式的文化現代化之路。無疑,“決議”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發展道路,確立了基本的原則。與此同時,也從中央政府的層面,認可、確定了文化領域獨立發展的重要意義,為進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明確的指導。

  事實上,到90年代中、后期,文化發展戰略熱和新一輪的文化建設高潮,先后在全國興起,幾乎每個省市都在制定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很多有識之士也紛紛提出要盡快開展中國國家文化戰略的研究,文化戰略的理論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3]2000年以來,隨著黨的十六大高度評價文化的戰略意義,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的全面鋪開,各省市的文化發展戰略各顯特色,有的提“建設文化大省”、有的提“文化立市”等,蔚為壯觀。
 
1、我國近年來頒布的部分文化發展戰略、規劃:

名稱 文件
類別
發布機關 頒布日期 實施日期 文號
1 文化部關于印發《文化事業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1997年2月5日 1997年2月5日  
2 文化部關于印發《文化事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和《文化產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1年10月18日 2001年10月18日 文政法[2001]44號
3 廣播影視科技“十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規劃 規范性文件 國家廣電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 2001年11月13日 2001年11月13日  
4 文物事業“十五”發展規劃和2015年遠景目標(綱要) 規范性文件 國家文物局 2002年10月19日 2002年10月19日  
5 關于制定“十一五”期間(2006—2010)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署) 2005年6月20日 2005年6月20日 新出圖〔2005〕624號
6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 規范性文件 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 2006年9月13日 2006年9月13日  
7 文化部關于印發《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6年9月30日 2006年9月30日 文政法發(2006)25號
8 廣電總局關于印發《“十一五”時期廣播影視科技發展規劃》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國家廣電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 2006年12月21日 2006年12月21日 廣發〔2006〕55號
9 新聞出版業“十一五”發展規劃 規范性文件 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署) 2006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11 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地?;?ldquo;十一五”規劃綱要 規范性文件 國家文物局 2007年6月11日 2007年6月11日  
12 文化標準化中長期發展規劃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7年7月13日 2007年7月13日  
 
  三、文化發展戰略熱的啟示
  綜上,如果將政治、經濟、文化看作構成社會的三大領域,當社會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時,我國社會結構發生的變化可以歸納為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改革開放后,一方面,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口號的提出,對“政治掛帥”等“極左思想”的批判,政治意識形態管控放松,社會價值多元,對各種文藝作品、生活方式的包容度增大,對文化藝術客觀規律的尊重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好轉,文化娛樂需求逐步上升,對各類文化產品的需求突出出來。“文化戰略熱”帶來了多方面的思考和啟示:

  1、“文化發展戰略熱”究其實質,是我國推行市場經濟后,政治、經濟、文化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的必然結果。“文化發展戰略熱”首次凸現了“文化”領域的相對于“政治”和“經濟”領域的“獨立性”,或稱“現代性”。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社會秩序”的生產不再僅僅依賴于政治,政治不再處于社會領域的核心位置。文化領域開始逐漸出來,成為一個與政治、經濟相對分離的領域,開始有了獨立發展的需要。我們知道,在現代性視域中,“文化”與“政治”、“經濟”一起構成社會的三大領域,并具有自己的相對獨立性,接受現代社會已經形成的領域分化的社會系統,并形成一套組織化的和物化的理論解釋系統,正是現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文化發展戰略熱”也可以看作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發端于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化現代化在政策層面的一種推進和落實。

  2、文化發展戰略熱,標志著文化戰略意識的普遍覺醒,標志了我國文化政策開始向公共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文化發展戰略熱”表明,文化被作為一個重要的施政領域,自80年代中期開始,到90年代中期,被普遍納入了我國各級政府官員的視野。如果說文化發展戰略就是一種總體文化政策的話,“文化發展戰略熱”,可視為我國公共文化的第一次覺醒和起步。而在文化發展戰略研制過程中,對一系列于文化發展戰略相關的問題的追問——比如誰是文化發展戰略的制定主體?文化發展是發展什么?其目標怎樣?誰來發展?為誰發展?怎樣發展?更是引發人們對文化的“公共性”、“文化權利”、“文化的本體功能”、“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文化職能”等問題的思考和探索,更標志了我國文化政策開始向公共文化政策的全面轉型與深度重構。

  3、“文化發展戰略熱”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90年代以來,縱觀世界各國,文化戰略的興起并不僅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世界各國普遍的現象。如澳大利亞、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紛紛制定文化發展戰略。作為當代一種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以民族國家或城市為單位的文化戰略熱,既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相互糾葛交錯,文化發展在社會總體發展中地位上升的表現,也是全球化各民族文化交流碰撞背景下,維護本國民族文化保存與發展的必然舉措。無疑,將文化戰略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確定國家文化發展方向、維護民族文化認同,對處于文化弱勢的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4、以城市為單位的文化發展戰略熱表明,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與地方文化事權的劃分正在形成新格局,研制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勢在必行。考察“文化發展戰略熱”我們不難發現,更多的文化戰略,是以省、市等地方政府為謀劃的單位,應該說直到2006年才出臺了第一個由國務院頒布的國家層面的權威性戰略——《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中長期規劃。[14]無疑,這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文化(政策制定)權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情況。事實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央與地方適度分權,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成為各個領域的大趨勢。“文化發展戰略熱”一定程度上也顯示中央與地方重新進行文化事權劃分的可能性和方向。此外,地方文化發展戰略熱還暴露了一個問題,即國家文化發展戰略的缺失。我國每個五年計劃,雖有文化方面的內容,但是,缺乏完整獨立成文的國家文化發展戰略,使得全國文化發展沒有整體戰略部署,各省市文化發展戰略缺乏足夠的制定依據,全國的區域分工、布局等等問題尚待解決,已出臺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尚不能作為與英國的“創意英國”、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等相似的國家總體文化發展戰略相比,盡快研制出臺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勢在必行。

  5、文化政策的“硬約束力”尚待加強。從各地文化發展戰略制定和執行的情況看,戰略規劃通常是政府文化部門牽頭,制定出5年、10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文化發展戰略或規劃,然而,由于文化規劃不同于土地等規劃,缺乏有力的硬約束等原因,最終往往難逃束之高閣的命運。這表明,公共文化政策的執行,需要其他配套公共政策的支持,其“硬約束力”尚待從國家基本政策法規等多個層面給予加強。

  無論如何,文化發展戰略熱均可以看作是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的重大起步,也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上邁進的一大步。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文明的發展,文化領域、文化的“本體”功能(文化相對于經濟、政治的功能)必將進一步被分離出來,文化發展將獲得更加獨立的空間和地位,并被更好地納入了公共政策的總體視野。
 
  第二節  文化經濟化——文化產業熱
  本節梳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文化市場的迅速發展快速崛起的文化產業給公共文化政策帶來的挑戰與推動。政府從政策層面對文化產業的命名、政策導向以及所形成的社會效果,不但促進了“運動式”的“文化產業熱”,催生了中國公共文化政策的第一次高潮及全面轉型,尤其就我國的特殊國情下,發展文化產業還具有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意義。

  一、文化產業的興起、界定及其“合法性”的確認
  文化產業熱在我國的興起,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首先,文化產業是文化市場發展的直接結果,是文化的市場化與經濟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力量向傳統的文化領域滲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這一根本的改革取向,徹底地改變了傳統的“經濟”與“文化”的關系,文化產業的崛起,正是這種新型文化經濟關系的綜合體現。80年代以來,我國的文化市場迅速形成,大量文化行業涌現,如何命名、看待、管理這些文化行業,是“文化產業”提出的直接理由。
從1979年廣州出現第一家音樂茶座,1980年深圳出現第一家歌舞廳開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文化的經濟功能日益凸顯,各類文化消費場所、文化產品與服務大量出現,文化市場從沿??懦鞘醒桿俾又寥?。與此同時,大約90年代開始,“文化的經濟屬性”、“文化產業”問題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理論界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對文化的經濟化、文化產品的商品化,提出了不少置疑與批評。置疑的焦點集中在對文化產業的產業屬性是否影響、削弱了其文化屬性,以及對西方文化挾產業擴張,形成對民族文化的沖擊,導致文化殖民、文化帝國主義等問題。然而,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已經成為融入日常百姓生活的重要內容,迅速擴大的文化市場,飛速發展的客觀現實,毫不留情地將這些爭論“擱置”在理論界,80年代,如何看待新興文化娛樂行業還引起不少爭議,但是,這些爭議在今日看來,幾有隔世之感。現代文化產品與服務的生產和提供,滿足著開放后大眾被解放或者被開掘出來的文化需求,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如流行音樂、卡拉OK、歌舞娛樂、電視劇、時裝、暢銷書、廣告、影視動漫產品等被推出,龐大的文化產業群以快餐式消費的休閑娛樂、旅游觀光等眾多形式,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文化產業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體驗經濟的代表。

  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政策層面對文化產業“合法性”的確立,自然是一個十分快速的過程。1998年,國家文化部設立“文化產業司”,標志著我國把文化產業的發展納入了中央政府的管理范圍和工作體系。1999年,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在《關于199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199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進文化、教育、非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保健的產業化”,文化產業被納入了國家的政策視野。2000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五屆五中全會在《關于“十五”規劃的建議》里第一次提到“文化產業”。明確提出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推動信息產業與文化產業的結合”。2001年3月,這個建議又被全國人大九屆四次會議采納,并正式納入了“中國十五規劃綱要”。2001年《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認為:正是從這一年開始“‘文化產業’這個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的概念,第一次正式進入了黨和國家政策性、法規性文件,發展文化產業成為我國下一個階段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文化產業”一詞正式出現在官方文件,2002年11月舉辦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時任總書記江澤民所做的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該報告指出,“要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國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業,并鼓勵它們增強自身的發展活力”,“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支持文化產業發展,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此后,文化產業熱迅速升溫,全國各省市紛紛制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各種有關文化產業的文章、書刊如雨后春筍,迅速出現,文化產業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中國的文化建設開始了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并進的新格局。

  這里有兩點需要說明,一是關于“單數的文化產業”和“復數的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是cultural industry 的“復數”形式,cultural industry(單數)恰當的譯法是“文化工業”就是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文化精英所批判的文化的工業化,法蘭克福學派使用cultural industry(單數),往往包含有一定的貶義,對工業化的文化產品中,批量復制、重復生產對文化價值(獨創性、超功利性)的破壞提出批判。cultural industries,也即所謂“文化產業”的復數形式,據說第一次使用是法國人,隨著全球范圍文化產業的大規模崛起,聯合國教科文也于80年代初開始使用這一復數的表達形式,這多少意味著這個概念由原來的貶義向中性化的轉變。目前,世界各國常用的是cultural industries,更準確的譯法應當是“文化行業”,其范圍,涵蓋了除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門之外的所有文化行業。這一范圍,顯然比我國文化產業概念要大很多。順便說一下,90年代,英國提出的“創意產業”一詞(creative industries),多少也帶有回避對cultural industry的批評的用意。而此后“內容產業”(content industries)、“版權產業”(copyright industries)等,也多少涵蓋或部分涵蓋了文化產業的內容,可見“文化產業”這一概念,在不同的時期、國度、語境中,有不用的內延和外涵。

  需要說明的第二點是,文化產業的概念在中國語境中也有特殊的含義——與國外不同,我國有“文化事業”一說,國外沒有,只有文化產業,即cultural industries。然而,在(至少目前的)中國語境中,“文化產業”與“文化事業”是二分、相對而言的。關于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關系,不少學者做過解釋。這里簡單梳理一下。眾所周知,中文里,“事業”一詞有廣泛的含義,可以指一種遠大的社會理想,如“共產主義事業”,也可以指個人發展,如“家族事業”等,其不同含義對應多個英文詞匯,如“cause” 、“career”、“undertaking”等。我國之所以有“文化事業”一說,就歷史原因來看,與“事業單位”有關。所謂文化事業單位,是指接受國家各級文化行政部門直接管理的、生產文化產品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具體包括高雅藝術團體、圖書館、博物館、文物?;さノ?、人文社科理論研究機構等。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既不同于文化行政機關,也不同于文化企業單位,沒有創收營利的任務,服務對象為社會全體公眾。諸多研究表明,事業單位是我國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產生的一種特有的社會組織。傳統體制下,文化事業單位多承載著宣傳主流意識形態的重任,政府進行文化管理,主要也是對文化事業單位的管理。(當然,“文化事業”的內涵大于“文化事業單位”,在中國的官方語境中經常使用,常常代表整個“文化”,如“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因此,“文化事業”具有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泛指整個文化,通常說發展文化事業,就是指發展整個文化,第二層指與文化產業(關于中國文化產業的界定后面解釋)相對區分的整個文化事業,具體包括公益文化和部分的準公益性文化事業,其特點是以國家投資為主,其他社會投入為輔,主要目的是滿足公眾的文化需求而非營利。第三層則是指文化事業單位。所謂文化事業單位,是指接受國家各級文化行政部門直接管理的、生產文化產品和提供文化服務的獨立的社會組織。具體包括高雅藝術團體、圖書館、博物館、文物?;さノ?、人文社科理論研究機構等。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既不同于文化行政機關,也不同于文化企業單位,沒有創收營利的任務,服務對象為社會全體公眾。[15]

  就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除了政府文化機構及其管理工作外,其他文化工作都歸在“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內?;謊災?,中國語境中與“文化事業”相對的“文化產業”概念,就主要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的文化企業單位,并不像國外那樣,也包括公共圖書館等公益型機構。也就是說,我國把營利性作為了文化產業的基本屬性。需要說明的是,2004年國家統計局出臺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標準以及2005年出臺的《文化及相關產業指標體系框架》,都將“文化及相關產業”的范圍,囊括了包括公共圖書館、博物館等原來屬于所謂“文化事業”的公益性文化機構,這表明了國家在制定文化產業分類標準及指標體系時對“國際慣例”的某種“追隨”或“遵循”,但是,起碼就目前我國文化管理(及政策)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二分格局來看,一定程度上,沒能有效地體現出我國文化產業產生的特殊國情,多多少少模糊了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界限,為文化統計的進行和文化政策的制定,帶來了一定的“混亂”。

  二、“文化產業熱”——文化政策重構的第一次高潮
  文化產業在巨大的市場需求和經濟利益推動下,迅速發展,成為一個規模龐大、行業種類繁多、從業人員甚眾的新興產業。這里需要解釋的是,“后工業社會”、“網絡社會”的來臨與文化產業的興起密切相關。如果說工業社會的核心是生產滿足人們衣食住行等物質需求的產品,那么,“后工業社會”、[16]“網絡社會”[17]的核心則是生產知識、美感、體驗、符號等各種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產品。正如很多文化研究者所指出的,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文化實踐正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18]各種研究表明,“一個新的以文化為中心的發展范式正在顯露”,[19]整個全球經濟也在進入一個以發展“內容產業”、“體驗經濟”(the experience economy)的時代,[20]正因為如此, 90年代以來,所謂文化創意產業呈現出飛速發展的態勢,并迅速取代傳統產業,占據了發達國家支柱產業的位置,并引發對文化發展戰略的重新思考。

  從實務界的情況來看,進入90年代,關于文化產業的命名、合法性的爭論,已經大規模地轉變為如何發展文化產業的政策性思考。隨即,從中央到地方,涉及眾多行業、領域、種類繁多、層級不同的文化產業政策迅速推出,形成了一個我國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和發展的高潮。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頒布的部分文化產業政策(參見下表),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我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的重要視角:
 
表2: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近年來頒布的部分文化產業政策
序號 名稱 文件類別 發布機關 頒布
日期
實施
日期
文號
1 文化產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0年1月1日 2000年1月1日  
2 文化部關于支持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3年9月4日 2003年9月4日 文產發〔2003〕38號
3 印發《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國家廣電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 2004年1月8日 2004年1月8日 廣發影字〔2004〕41號
4 國家統計局關于印發《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國務院其他部委 2004年3月29日 2004年3月29日 國統字[2004]24號
5 關于加快浙江影視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4年8月6日 2004年8月6日 浙廣局發〔2004〕143號
6 甘肅省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4年10月12日 2004年10月12日 甘政發〔2004〕65號
7 文化部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4年10月18日 2004年10月18日 文產發[2004]35號
8 文化部關于命名文化產業示范基地的決定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4年11月10日 2004年11月10日 文產發〔2004〕43號
9 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 行政法規 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 2005年4月20日 2005年4月20日 國發[2005]10號
10 河北省人民政府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實施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5年6月6日 2005年6月6日 冀政〔2005〕53號
11 河南省文化廳關于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關于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的意見》的實施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5年8月24日 2005年8月24日 豫文產業〔2005〕4號
12 陜西省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若干決定的實施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5年11月3日 2005年11月3日 陜政發〔2005〕35號
13 湖南省人民政府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5年11月17日 2005年11月17日 湘政發[2005]26
14 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創意產業發展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和部門 2006年10月27日 2006年10月27日 渝府發〔2006〕128號

  由上述政策可見,文化產業政策層次豐富、類型齊全,既有總體政策,如國務院頒布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文化部2000年頒布的《文化產業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等;也有行業政策,如國家廣電部2004年頒布的《關于加快電影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既有中央政策,也有地方性政策;總之,文化產業政策幾乎囊括了文化產業的所有門類、部門,以及所需要的政策內容——包括市場準入、內容管制、行業標準、鼓勵扶持辦法、財稅優惠、產品進出口等諸多方面。總的來看,文化產業政策具備了公共政策的所有要素和形態。限于篇幅,這里雖然不能對文化產業政策作出具體全面的分析,但顯然,90年代以來的“文化產業熱”,引發了我國文化政策的第一個高潮,這一輪高潮推出的政策種類之多,涵蓋內容之豐富,是前所未有的,“文化產業熱”全面促進了我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文化產業政策的系統化,構成了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最豐滿的一個組成部分?;謊災?,我國包括總體政策、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在內的、完整的公共文化政策體系正在形成之中。
 
  三、“文化產業熱”的啟示
  1、“文化產業熱”,究其實質,是文化的經濟化,或者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向文化領域滲透的結果,這給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打下了深刻的市場烙印。“文化產業熱”在我國的興起,具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深刻的現實意義。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成為我國的“元政策”,圍繞經濟建設的中心,就文化產業類型來看,一方面是傳統產業(如歌舞娛樂產業、新聞出版產業等)的復興,另一方面是新興產業(如動漫游戲產業、創意設計產業等)的崛起。就產業結構來看,90年代以來,我國第三產業成長迅速,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大幅提升,文化產業正是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正是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因此,各項文化產業的促進政策,可以看作是在“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元政策下的產業政策。文化產業政策,既是公共文化政策的一部分,也是產業政策(經濟政策)的有機組成。其無論何種門類、形式,都主要以市場需求為其發展導向,以經濟利益為其發展目的(雖然作為文化產品,也必然具有文化價值),文化產業化正是經濟中心化的必然結果。而經濟氣息濃郁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大量出臺,也可以看作“文化政策經濟化”的必然結果。

  2、“文化產業熱”對傳統文化觀構成嚴峻挑戰,進一步要求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文化經濟化,從兩個方面“顛覆”著傳統的文化觀,進一步推動了中國社會和文化政策的轉型——一是就文化的精神內涵來看,文化經濟化,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文化超越于經濟利益之上的神圣性,文化在產業化的過程中,其娛樂功能、實用功能得到極度的開發和利用,其直接后果,是催生了“淺薄”、“同質”的大眾文化,這在許多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充分的闡述。無孔不入的大眾文化,正日益沖擊、瓦解人們對“崇高”、“信仰”、“神圣”、“意義”、“價值”等的傳統信念,這既有解放思想的積極意義,但也給中國傳統的重義輕利的傳統價值的重建帶來重重困難。另一方面,文化的經濟化,對前現代的意識形態,構成巨大沖擊,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文化與政治高度合一的狀況,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同時,也對中國當代文化政策的重構提出了全新的歷史要求。

  3、全球化、“后現代”對后發現代化國家文化產業政策的挑戰。如果說“改革”(以調整內部“結構”,發展經濟為主要目的)給我國的文化政策帶來了經濟化的必然結果,那么,與改革同時的“開放”(以引入先進經驗,加入國際社會為主要目的),則帶來了另外兩個維度的挑戰——全球化與“后現代”的挑戰。這兩個方面是相關的,但仍然可以分別簡單分析一下。先說全球化,[21]改革開放之前,由于很大程度上的“閉關鎖國”,我國被“卷入”全球化的程度并不深。但是,80年代以來的“開放”改變了這一狀況,至2001年12月加入WTO,中國可謂全面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這個開放的過程,帶來了全球化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影響。我們知道,全球化通??梢岳斫馕萌蚧?,即指“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跨國界流動,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和國際金融的迅速發展,高新技術的廣泛傳播、跨國公司作用顯赫,從而導致各國經濟生活的高度相關,世界經濟的整體性與一體化空前突出的經濟現象與過程”。但是,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隨著文化產品的全球流通,“文化流動”、文化全球化也成為經濟全球化必然的伴生過程和結果,[22]對各民族國家原先相對“獨立發展”的文化,造成深刻的影響。無疑,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文化正在進入一個大融合、大碰撞的時代。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經濟積弱日久,民族文化自信心不足,能否在這樣的時代大潮中,發揮文化政策的力量,維護、傳承本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顯然,是文化產業政策必須回答的問題。

  如果說“全球化”是一個來自橫向的“空間”維度的挑戰,那么,與“全球化”相伴的還有一個來自縱向的“時間”(或者準確說是“發展”)維度的挑戰——后現代挑戰。[23] 啟蒙運動以來,以人道主義和理性主義為核心的價值理念,提倡理性,主張用理性戰勝一切、衡量一切,相信歷史的進步和發展,成為近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實踐在文化、意識領域內的表現,此亦所謂“文化現代性”,是現代性的重要組成。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我國從近代以來一直在艱難地探索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直至改革開放,文化啟蒙的任務并沒有完成,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民族文化傳統破碎,重建民族文化認同與自信,發展中國的現代性,一直是中國文化建設面臨的任務。然而,“開放”之后,某種意義上尚屬“前現代”發展水平的中國,“遭遇”后現代主義文化產品的大肆涌入——大量充滿后現代色彩的文學藝術作品,電影、電視等,通過開放的文化市場進入中國,文化產品是直接訴諸心靈的精神消費品,文化產業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勿庸置疑,其對人們價值觀、審美理念、生活習慣等等的改變有目共睹,這使得中國的文化建設處于一個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交錯而成的多維時空,或者說所謂“歷時性”與“共時性”共存的復雜歷史時空,對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4、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對文化產業政策提出特殊要求。文化經濟功能的凸顯,并不意味著文化政治教化功能的消解,維護國家的團結與穩定,適應國際軟實力競爭形勢的加劇,如何構筑核心價值觀、主流意識形態,仍然是中國文化產業政策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走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包括文化現代化)道路,一直是我國執政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信念和主張。正如《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所指出的,我國文化發展的指導思想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緊緊圍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樹立新的文化發展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顯然,我國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正因為如此,某種意義上,我國的文化產業政策與其他國家很大的不同,就在區分“意識形態產業”和“非意識形態產業”,并加以區別對待。

  此外,我國擁有特殊的文化傳統,中西文化是兩種異質性程度很高的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壓路機”到來的同時,[24]?;っ褡邐幕?,如何弘揚優秀民族文化,?;と死轡幕畝嘌?,并以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價值觀為人類發展作出貢獻,也是中國文化產業政策必須考慮的重要內容。總之,“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靈魂,集中體現了國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團結人民、推動發展的精神支撐。五千年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是中華民族面臨嚴峻挑戰以及各種復雜環境屹立不倒、歷經劫難而百折不撓的力量源泉。在開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歷史進程中,文化既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樹立民族自信、振奮民族精神,必將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和精神動力。”[25]

  綜上,隨著全球化的迅速推進,由于經濟全球化帶來全球文化產品的流通,“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的“糾纏不清”??胖蟮鬧泄?,無法回避文化市場的全球整合,在加入WTO等國際組織的同時,中國文化產業也必然地加入了文化市場的全球競爭之中。作為承載了經濟利益與文化價值觀念的文化產品的銷售與文化市場的擴張,幾乎可以視為所謂“文明沖突”的直接“導火索”,而文化軟實力的大小,直接影響到國家的綜合競爭力。因此,文化產業政策也必然是一種外交政策、政治政策。文化產業政策,既是經濟政策,也是外交政策,政治政策,多重角色讓文化產業的發展具有多種的意義,呈現了當代文化、經濟與政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新的交織融合的方式。總之,文化經濟化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也為我國未來公共文化政策提出了多方面的挑戰,各級政府對這一挑戰的回應,催生了第一次大規模文化政策的出臺和實施,中國公共文化政策完成了一個從起步到初步形成的過程,可以看作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的第一次高潮。
 
  第三節  文化福利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
  就中國的現實情況來說,由于我國文化產業的出現,既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又受世界性產業更新換代的潮流帶動,還結合了中國思想解放和文化市場開放的巨大歷史沖力,再加上政府的推動引導,以及媒體的推波助瀾,近幾年,文化產業熱幾乎成為一種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一時間,甚至有唯文化產業至上,以文化產業代替文化事業的架勢。最典型的做法是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出現了將文化事業單位過分企業化,企圖把全部文化生產活動變為營利性經營活動的做法。許多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被強行推向市場,如圖書館、博物館等也開始大搞營利性經營,這些做法各地情況有異,但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帶來程度不一的損害已是有目共睹。此外,國家統計局2004年4月發布的文化產業統計指標體系,也將文化事業的諸多指標歸于“文化及相關產業”名下,引起了一些困惑。那么,文化產業是否能夠替代傳統的文化事業呢?如果不能,為什么?它們之間如何劃界?怎樣管理?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文化的發展關系如何?似乎正是由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我們迎來了一個新的文化熱——“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

  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提出和界定
  公共文化服務是公共服務的一種。所謂公共服務,是一個與私人服務、社會服務相區別的公共管理學概念。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都是專業性服務。這些服務的提供可以來自三個方面,即由營利性的私人企業使用私人資源提供的私人服務;由非營利的社會組織使用社會資源提供的社會服務;以及由公共組織機構使用公共權力與公共資源提供的公共服務。我國學者趙黎青先生指出,“判斷一種服務是否屬于公共服務,關鍵在于其提供方以及其所使用的權力與資源的性質。所以,現代社會中的所謂公共服務就是指使用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向公民(及其被監護的未成年子女等)所提供的各項服務。……這三種不同類型服務的性質是不同的:公共服務體現的是公民權利與國家責任之間的公共關系;私人服務體現的是以貨幣可支付能力為前提的私人牟利追求與消費者之間的市場關系;而社會公益性服務則體現的是部分社會成員的善意與志愿精神同特定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26]顯然,公共服務管理屬于公共管理的組成部分,提供、管理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的重要職責。

  文化服務并不是新詞,在發達國家和地區,文化服務,如同醫療衛生服務,教育服務一樣,是一個常見的說法。在WTO有關條款中,大部分文化產品貿易往往也被歸為服務貿易的范疇。因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簡單地講就是為滿足社會的公共文化需求,由公共組織機構使用公共權力與公共資源,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服務行為及其相關制度與系統的總稱,它是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就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有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國情,因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也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和中國特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這一說法,最早見于2004,05年,這一時期,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建設服務型政府成為改革方向,在一些領導講話和地方政府文件中,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等成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工作任務之一。[27] 2005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出現了“加大政府對文化事業的投入,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這樣的表述。2006年,在全國人大的十屆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農村基層文化建設,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2006年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更將“公共文化服務”專辟一章,置于“文化產業”之前,并以相當詳盡的內容,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容進行了解釋和指引。[28]至此,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被作為國家重要的文化政策,正式出臺。2007年,全國人大十屆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加快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產業政策。繁榮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文學藝術。進一步發展哲學社會科學。著眼于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權益,逐步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突出抓好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社區和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農家書屋工程。繼續建設一批國家重大文化工程。” 2007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著眼于滿足人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權益,逐步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6月,胡錦濤同志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問題。8月,中辦、國辦聯合下發了《關于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任務,提出要按照結構合理、發展均衡、網絡健全、運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原則,努力建設以公共文化生產供給、設施網絡、資金人才、技術保障、組織支撐和運行評估為基本框架的覆蓋全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問題被提到前

  所未有的的高度,全國上上下下,開始掀起一股持續至今的公共文化服務研討與建設的熱潮。
而北京、上海、深圳、青島等發達地區,已經率先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進行了理論探索。2005年4月,深圳市文化局組織了專門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調研組”開展專題調研并推出調研報告。2005年,由文化部社會文化圖書館司、中國文化報社和浙江省文化廳主辦的“2005中國公共文化發展”在江蘇長興舉辦。2006年1月《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刊登了探索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文章。[29]2006年4月,深圳市文化局推出國內第一本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研究專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30]比較全面地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界定、背景、構成、組織保障等作出了理論探索。并同時在深圳舉辦了全國“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理論研討會”。總之,從2006年開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開始到來。有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理論討論、實踐探索成為政府實務界新一輪的文化熱點,各地紛紛出臺有關促進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方案,推出種種政策措施,將我國公共文化政策的建構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政策——我國當代公共文化政策第二次高潮
  如前所述,盡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詞正式作為我國的文化政策語匯是2005,06年以后,但是,涉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政策措施,并不限于2006這個時間。為便于分析,這里,我們將1978年以來我國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文化服務的一些具體政策,列出名錄如下:
表格3:我國部分有關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政策名錄
序號 名稱 文件
類別
發布機關 頒布日期 實施日期 文號
1 文化部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1998年11月26日 1998年11月26日 文社圖發(1998)80號
2 文化部關于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強西部文化建設的意見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0年5月15日 2000年5月15日 文社圖發[2000]19號
 
3 文化部關于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工作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1年1月21日 2001年1月21日 文社圖發[2001]3號
 
4 國家計委、文化部關于“十五”期間加強基層公共文化設施建設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1年11月9日 2001年11月9日 計社會[2001]2257 號
5 文化部關于進一步活躍基層群眾文化生活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2年4月17日 2002年4月17日 文社圖發[2002]13號
6 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 行政法規 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 2003年6月26日 2003年8月1日  
7 關于實施“百縣千鄉宣傳文化工程”志愿服務行動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3年7月16日 2003年7月16日 中青聯發[2003]34號
8 文化部關于貫徹實施《公共文化體育設施條例》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3年7月16日 2003年7月16日  
9 廣電總局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國家廣電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 2004年9月20日 2004年9月20日  
10 文化部關于高度重視農民工文化生活切實保障農民工文化權益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4年12月20日 2004年12月20日 文市發〔2004〕51號
11 文化部關于命名一、二、三級圖書館的決定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5年6月22日 2005年6月22日 文社圖發〔2005〕15號
12 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 規范性文件 國務院(國務院辦公廳) 2006年9月13日 2006年9月13日  
13 文化部關于印發《文化建設“十一五”規劃》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6年9月30日 2006年9月30日  
14 廣電總局關于印發《“十一五”時期廣播影視科技發展規劃》的通知 規范性文件 國家廣電總局(廣播電影電視部) 2006年12月21日 2006年12月21日  
15 新聞出版業“十一五”發展規劃 規范性文件 新聞出版總署(新聞出版署) 2006年12月31日 2006年12月31日  
16 國家文化和自然遺產地?;?ldquo;十一五”規劃綱要 規范性文件 國家文物局 2007年6月11日 2007年6月11日  
17 博物館管理辦法 行政規章 文化部 2005年12月22日 2006年1月1日  
18 “十一五”全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規劃 規范性文件 文化部 2007年6月11日 2007年6月11日  
(需要說明的是,大量有關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經濟政策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涉及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這里不能詳細列??剎渭檳└鉸跡?978年以來我國部分文化政策名錄。)

  由上述政策可見,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政策,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第二個文化政策高潮。這些政策是更成熟而具有公共政策的特征。以《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為例(相關內容摘錄附于文末),從這一國家層面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總體政策可見,中國公共文化政策進入轉型與重構的另一大高潮,并呈現出公共文化政策更加完整、豐滿、具體的形態。首先,政策內容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政策,不僅涉及了文化政策的各個種類,文化發展的各個領域(文化藝術、新聞出版社、廣播影視、文物?;?、圖書館、博物館等),更從價值取向、政策原則、政策目標、具體要求乃至項目等等方面,細致地提出了要求,具備了現代公共政策應有的內容。其次,文化政策更具有“公共性”——公共文化政策的目標,一再被強調為“實現公民文化權益”、“覆蓋全社會”;政府的文化職責也得到再三強調;對公共財政的投入的要求,以轉移支付等形式對弱勢群體、欠發達地區的傾斜,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安排,優惠或免費服務的提供等等,都體現了公共文化政策的特點。第三,從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政策也可以看出,不同層次、領域的政策價值取向趨向多重,有的強調意識形態管控,如新聞出版政策;有的強調公益性,如基層圖書館服務。目標多樣、層次性強、問題關聯度大,更加具備了公共政策應有的特點。
 
  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的啟示——文化福利化
  1、在我國,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解存在廣義和狹義之分。從上述政策和有關領導講話可見,“公共文化服務”存在一個廣義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公共文化服務概念,包括對為滿足社會的公共文化需求,由公共組織機構使用公共權力與公共資源,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服務行為及其相關制度與系統的總稱,它是公共服務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些文化服務包括了十分廣泛的內容,包括對文化產業的一些國家扶持政策、服務措施等,應該都可以納入這一范圍。事實上,從公共管理學的角度,可認為“公共文化服務”就是現代服務型政府應有的所有公共職能。

  而“狹義的公共文化服務”,正如《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所指出的,主要指“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和管辦分離,切實把政府的職能由主要辦文化轉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要從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出發,以實現和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權益、滿足廣大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為目標,堅持公共服務普遍均等原則,兼顧城鄉、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統籌規劃,合理安排,形成實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網絡。”[31]如公共圖書館建設、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提高邊遠地區文化服務水平,滿足農村、基層等弱勢群體的文化權益等上面,以及文化設施建設、文化工程等一些具有基礎建設性質的“硬件”性質的發展目標上。

  這種廣義與狹義的公共文化服務概念,與國外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解略有差異,對這一差異的認識,無疑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2006年前后,我國掀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熱潮的原因,也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現階段發展水平下,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任務的嚴峻,以及維護基本公共文化服務均等發展、促進文化公平的特殊國情(參閱本書第六章  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2、公共文化服務究其實質是一種社會福利。如何理解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實質,我們認為,構建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的系列政策,究其實質是一種公共福利。“福利”概念來源于福利經濟學,通常指公共福利。所謂公共福利有時也稱為社會福利,它是國家和社會為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物質及精神生活基本需要而興辦的公益性設施和提供的相關公共服務。公共福利的內容十分廣泛,涉及人民生活的諸多方面,如教育福利、衛生福利、文化康樂福利以及住房福利等都屬于公共福利。依據這一定義,我們認為,“文化福利”可以界定為國家和社會為滿足公眾的文化康樂的精神需要而興辦的具有福利性質的文體活動設施和提供相應的服務,包括公園、圖書館、博物館、群眾藝術館、文化康樂中心等場館以及群眾性體育運動設施等?;謊災?,(l)國家或集體興辦和實施管理,并給予資金支付;(2)為滿足社會大眾的精神需要而興辦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3)實行免費或低償的服務;(4)向社會開放,廣大群眾能普遍、平等地享用的文化服務,應該都可以視為一種文化福利。顯然,“文化福利”反映了政府、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的情況,“文化福利”水平的高低,也是衡量政府公共文化服務職能是否完善、能力大小如何的重要標尺。

  2008年,由深圳帶頭的公共文化服務免費服務獲得全國推廣,[32]1月23日,中宣部、財政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聯合下發《關于全國博物館、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根據通知,全國各級文化文物部門歸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將全部實行免費開放。通知強調,博物館、紀念館向全社會免費開放是黨的十七大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具體實踐,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公民思想道德建設的有效手段,是進一步提高政府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水平的重要舉措,是實現和保障人民群眾基本文化權益的積極行動。這一免費開放政策措施,更是明確地顯示了我國語境中,公共文化服務的“福利性質”。

  總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更多地被理解為一種文化福利,一種隨著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升之后,文化的福利化,或者說文化的普惠化。其實質,也可以看作是從改革開放前比較含混“文化事業”中,進一步區分出了公益性的部分,并在公共財政改善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福利化、普惠化。

  3、“公共文化服務熱”及其帶來的我國當代文化政策的第二次高潮,表明我國公共文化政策獲得了極大的推進和完善,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邁上了新的臺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作為一個嶄新的課題,其理論背景可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管理”或“政府再造”及后來由反思“新公共管理”之不足而興起的“新公共服務”運動[33]。盡管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務模式,會相應地體現出不同的特點,但可以肯定的是,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根本目的,即實現與滿足公民享受文化成果、參與文化活動、從事文化創造等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權利;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的核心在于建構文化的“公共性”。從已經頒布的國家以及各省市的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可見,一個包括了文化政策各種類,注重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注重文化的公共性的當代中國公共文化政策體系,正在顯露雛形。

  4、公共文化服務被狹義理解,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化政策的發育與完善,并對未來中國文化政策的發展重點提供啟示。
  正如我們在本書的“緒論”中所言,“文化”的發展應該包涵四個維度的內容(如下表)。作為公共部門,公共服務的職能,包括了促進高雅藝術精品生產、文化價值理念重建等多方面的重要內容。但是,如前所述,目前,我國有關公共文化服務的理解,更多側重于一種文化福利性質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的滿足,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專業性很強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精品創作、文化價值認同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這樣,狹義理解的公共文化服務,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的發育與完善。我們知道,專業性很強的學術研究,文化藝術精品的創作等,對人們認知能力的提升、文化品位的改善、創造力的保持、精神生活質量的保持、生活意義感的滿足等,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領域,需要政府大力的扶持和資助,這是已經被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所證明了的。上述情況無疑對我們未來進一步推進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理解和研究,尤其是政策制定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仍應當從廣義進行進一步的推進。未來的文化政策重點,應著眼于加大政策力度,扶持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發展高雅藝術和優秀民族文化,進一步形成國民文化認同,擴大中華優秀文化對其他文化的影響力和同化力,以期提高國家軟實力。[34]事實上,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十七大報告更進一步強調了文化的重要意義,報告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淵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提高國家軟實力。所謂“軟實力”,即一個國家以文化和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要素所體現的力量??上駁氖?,十七大后,重視和提高文化軟實力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未來,以文化政策推動中國現代性的建構,推動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推動中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中國公共文化政策應進一步構建國家文化戰略、完善文化產業政策、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更要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價值觀的重建、高雅藝術精品的創作,提出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以提升國家軟實力,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公共文化政策另一個高潮即將來臨。
表4:文化的四個基本發展維度列表:
名  稱 內容舉例 性質
基本文化娛樂需求的滿足(福利性質) 公共圖書館、博物館、電影、電視等大眾娛樂等 福利性質(必須滿足一些基本指標,如人均公共文化經費投入;人均公共文化設施面積等)
文化實用功能的開發
(產業性質)
時裝、工業設計等 經濟性質(可以由一些量化指標加以衡量,如文化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等)
專業文化藝術品的創作
(純學術、純藝術)
交響樂、芭蕾、繪畫等 美學價值(難以用量化指標衡量)
價值觀的構建
(文化認同的建構)
文化認同、對價值意義的理解等 哲學意義(終極關懷)(難以用量化指標衡量)
 

  綜上,簡要歸納一下,1978年的改革開放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后,至今,30年時間過去了,回首來路,我國的文化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遷,走過了文化領域獨立(文化戰略熱)、文化經濟化(文化產業熱)、文化福利化(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三個大的階段。當然,與此相伴的還有本章沒有詳加分析的“文化體制改革”(事實上,文化體制改革也就是伴隨這些階段,作出適應文化領域獨立化、文化經濟化和文化福利化的改革與調整。詳見第五章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政策的發展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文化發展戰略熱”、“文化產業熱”、“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熱”是這三個階段的外在表現,“文化領域(相對)獨立化”、“文化經濟化”、“文化福利化”是這三個階段的內在實質。如何適應這三個階段的發展需求,是我國不斷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的主要原因。相應地,在國家、地方等不同層面、在公共文化管理、文化產業等不同領域推出的文化政策,既有元政策(文化戰略),也有基本政策(如各行業的規范政策)和很多具體的文化政策措施(如設立鼓勵文化產業發展的。上述三個方面,與相伴而行的“文化體制改革”交織起來,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發展的“脈絡圖”,既一定程度上標志了我國文化發展的幾個階段,也顯示了我國文化發展的主要方向和大體格局。文化事業、文化產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從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學的角度來看,都可以看作是對“文化”進行管理分工、以方便政策制定的一種“劃界”的努力。這些術語及其內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同時,在特殊的中國語境中,也被賦予了鮮明的本土特征。當代中國文化政策三十年來轉型與重構的發展歷程和既成格局,可以得到上述初步的梳理。鑒于我國文化發展戰略一定程度的完成,以及文化產業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有的發展態勢和政策配套的基本完善,簡要推論,我們不難看出,未來我國公共文化政策的重點,應當是促進文化的原創、專業化、精致化和文化價值觀的重建,其中,最為困難的是文化價值觀的重建。顯然,這既是文化政策應當考慮的重點,這也是能否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動中華文化在應對時代挑戰中獲得偉大復興的關鍵。
 


  [1] 王南湜:《從領域合一到領域分離》,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2] 同上,第107頁。
  [3] 胡惠林:《當代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與重構》,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第110頁。
  [4]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182頁。
  [5] 榮天嶼:《新時期文藝振興的歷程碑——胡耀邦與第四次文代會》,//old.hybsl.cn/4laixin076.htm。
  [6] 《目前的形勢和任務》( 1980年 1月 16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 255頁。
  [7] 《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 1983年 10月 12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 47—48頁 。
  [8] 通常,將“冷戰”結束的時間視為1991年12月,前蘇聯正式解體,但東歐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在1990年前后已經“變色”。
  [9] 文化發展戰略熱的興起,當然還有文化產業發展、中國加入WTO、全球化挑戰帶來文明的沖突等多種原因。但就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府實務界的文化戰略熱來看,主要應當歸因于文化領域從政治領域的分離。
  [10] 1986年5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參見《上海文化年鑒》(1987)。
  [11] 王京生:《文化立市論》,2005年8月版,海天出版社。
  [12] 《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頁。
  [13] 如文化部出臺的《關于文化事業發展的十五計劃》,各省市出臺的文化發展戰略規劃等。如康世昭:《關于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1992)、方延明:《我國文化發展戰略的思考與設計》(1996)、施雪華等:《文化發展戰略》(1996)、張建生;《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三種模式》、張仁壽等:《經濟學視野中的文化發展戰略》(1996)、韓民青:《世界文化發展與中國文化的重新崛起》(1997)丘明正:《論文化發展與綜合國力》(1998)、陳立旭:《面向21世紀的中國文化發展》(1998)、沈遠新:《現代政府的重大職責:跨世紀的文化發展使命》(1998)、蔣述卓:《關于文化藝術發展戰略的幾點思考》(1998)、胡惠林:《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發展戰略》(1998)、邴正:《全球化與文化發展》(1998)、吳慶?。骸犢縭蘭偷目翁猓旱貝幕⒄拐鉸緣乃伎肌罰?998)、張岱年等:《拓展文化研究的思維空間:部分學者談我國文化藝術發展戰略》(1998)、劉小林:《淺論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發展戰略——兼論文化研究的三個層面及其相互關系》(1999)、姚國華:《文化立國》(2002)、康曉光:《文化民族主義》(《戰略與管理》2003)、李德順:《全球化的價值沖突與我們的戰略》(2000),王蒙:《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大國構想》(2001)、齊勇鋒:《制定國家文化發展戰略規劃推動國有文化部門的戰略性改組》(2002)、孫若風:《中國文化報》(2003)系列文化戰略研究文章等。
  [14]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6965.htm
  [15] 參見葉南客:《文化中國——先進文化的建設與創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孫萍:《文化管理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8頁。
  [16] 1973年,美國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一書中指出,西方工業社會正在向后工業社會轉化。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的經濟以服務業(第三產業)為主,而不是以生產物品為主。后工業社會的核心是服務,其模式就是科學知識、高等教育和團體組織合成的世界,其中知識成為新社會的軸心,科學家、數學家、經濟學家以及新電腦技術的工程師則成為關鍵性的社會集團,取代了舊工業社會的工業家與實業家,后工業社會就是一個知識社會。
  [17] 隨著新的信息技術革命的加深與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在全球化思想的影響下,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提出了新的"網絡社會"理論,更進一步闡述與分析信息社會的特征,以及新世紀人類所面臨的信息化與全球化的挑戰。曼紐爾·卡斯特認為21世紀是一個由網絡構建的具有全新意義的信息社會,它具有全面性、復雜性、全球性、網絡性。
  [18] 參見:(英)約翰·湯姆林森:《全球化與文化》,P1,郭英劍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19] 參見:塞繆爾·亨廷頓等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P7,新華出版社,2002年。
  [20] 參見(美)約瑟夫·派恩、詹姆斯·H·吉爾摩:《體驗經濟》,夏業良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02年。
  [21] 全球化一般指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至今人類生活發生的巨大變化關于“全球化”的發展歷程參看:(美)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梁嚴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P83~87。
  [22] (法)尚.皮耶.瓦尼耶(Jean-Pieree Warnier)著,吳錫德譯:《文化全球化》,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3。
  [23] 后現代主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80年代達到鼎盛,是當代西方學術界的熱點和主流。它是對西方現代社會的批判與反思,也是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的批判和繼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會、哲學、科技和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德里達、利奧塔、???、羅蒂、詹姆遜、哈貝馬斯等。現代化發展的所謂“后現代”,即“在現代主義之后”的意思,這既有時間意義上的“后”,也有價值意義上的“后”。“后現代”可視為“非現代”、“反現代”,與現代相對立、相對抗。從現代化研究的角度來看,后現代,也可以看作一種 “深度現代化”、進一步發展了的現代化、更加完善的現代化等。從形式上講,后現代主義是一股源自現代主義但又反叛現代主義的思潮,它與現代主義之間是一種既繼承又反叛的關系;從內容上看,后現代主義是一種源于工業文明、對工業文明的負面效應的思考與回答。總之,后現代主義往往表現為對現代的否定,對理性和宏大敘事的否定,對偶然性、相對性、碎片、拼接等美學風格的欣賞。
//baike.baidu.com/view/847.htm
  [24] 孫丹:《文化壓路機向中國駛來?》,//bbs.cqzg.cn/thread-56136-1-1.html。
  [25] 《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33.htm
  [26] 趙黎青:《什么是公共服務》,//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31535
  [27] 如《深圳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等。
  [28] 同期下發的相關文件還有很多,如2005年11月,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同年,中辦、國辦轉發了文化部、財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的意見》,對加強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國務院和國辦下發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さ耐ㄖ泛汀豆賾詡憂課夜俏鎦飾幕挪;すぷ韉囊餳?。以及今年年初,國辦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すぷ韉囊餳?。
  [29] 齊勇峰、王家新:《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探索》,載張曉明等主編:《2006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0] 陳威主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6年4月版。
  [31] 摘自:《國家“十一五”十七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之“三、公共文化服務”。參見,//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13/content_5087533.htm
  [32] 2007年3月1日起,深圳市博物館等7家市屬公益性文化場館開始永久性免費對公眾開放,深圳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建設再次邁出重要步伐。//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5/26/content_6153003.htm
  龙族幻想烧钱吗 見[美]珍尼特·V·登哈特  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34]“軟實力”(soft power)是近年來風靡國際關系領域的最流行關鍵詞,其概念是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約瑟夫·奈于上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主要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對外政策、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等。文化軟實力是國家軟實力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紛紛調整文化政策,制訂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提升國家軟實力。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都是這一輪文化軟實力競爭的積極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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